浦东就是上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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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周,我到上海参加一个企业的活动,主办方安排的酒店位于浦东外高桥。我到上海好多次,还是头一回住在这里。

  

  天黑之后,同行的伙伴们想找点酒喝,却发现这片根本没有十里洋场的夜生活。他们有点抱怨地说,这里简直不是上海。

  

  我说,浦东就是上海啊!

  

  那天晚上,我们漫无目的地走在外高桥的夜色里。实地走走,一些关于浦东的历史片段,在脑海里变得鲜活起来。

  

  01

  

  历史的进程来到1980年,那个时候浦西似乎才算上海,浦东绝大多数地盘还是广袤的农田。

  

  浦江两岸的对比这样鲜明,一如当时上海的现状中存在的巨大反差。

  

  图为开发前的浦东陆家嘴。

  

  这年的10月3日,上海市委的机关报《解放日报》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署名“沈峻波”的文章。文章的大标题非常抓人:

  

  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?

  

  文中列举了上海引以为傲的十个“第一”,包括工业总产值、出口总产值、上缴给国家的税利等。

  

  而五个“倒数第一”是什么呢?

  

  城市人口密度、建筑密度、人均居住面积、车辆事故率,上海同样是冠绝全国。更严重的是,由于“三废”污染,上海市区的癌症发病率也是全国城市之最。

  

  现状的背后,有着并不复杂的历史原因。

  

  上海是个老工业基地,建国以来它的工业生产增加了25倍,可这些增量基本还是在老市区14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上产生的。过去,国家财政实行统收统支,三十年里对上海基本建设的投资只占其上缴的7.38%,造成城市建设长期欠账。

  

  这篇文章直白地挑明了问题。一份机关报说出了大家的心声,当天《解放日报》卖到脱销,报社不得不数次加印。

  

  这样的文章能发出来,离不开当时上海的舆论背景。以陈国栋为书记的市委,在全市开展了“上海向何处去”的大讨论,为城市的发展凝聚共识、积蓄力量。

  

  有老同志记得,陈国栋那阵子逢人就要呼吁:我们上海是不是要沉沦了?上海是要振兴还是沉沦?

  

  上海究竟向何处去呢?

  

  就在《解放日报》文章发表的同一个月,上海社科院所属的《社会科学》杂志刊发了另一篇文章。题目非常简洁,只有九个字:

  

  向浦东广阔地区发展。

  

  02

  

  往浦东发展好不好啊?

  

  好啊!可当年有人觉得好,有人觉得不好。

  

  在上世纪80年代初,关于上海发展的方向除了浦东,还有另外三个:向北走宝钢方向,向南走浙江方向,还有越过虹桥机场往西。这三个方向都不需要跨过黄浦江,似乎都比浦东好实施一点。

  

  然而,上海是长江的龙头,猛龙不过江是不行哒!

  

  幸运的是,浦东开发有一个“最大的积极分子”,他就是上海的老市长汪道涵。

  

  老市长虽然年纪大,可是拎得清。

  

  他自始至终青睐浦东的原因有两条:第一,国际上的大都市如纽约、伦敦,都是跨江河建市,上海跟他们的条件很像。第二,城市以港而兴,上海的港口在东面,所以开发浦东势在必行。

  

  汪老有两个好,一个是会纳贤,一个是不排外。在浦东的研究论证阶段,他有意识地征询优秀人才,借鉴国外经验。

  

  1985年9月,70岁的汪老从市长岗位上退了下来,转而担任市府顾问。可老人家就好像依然在岗一样,马不停蹄就飞去了旧金山。

  

  在那里,他约见了著名的华裔工程专家林同炎先生。林先生对上海的事情很关注,也是浦东开发的积极分子。

  

  汪老问林先生,搞开发我们口袋里没有钱怎么办?

  

  林先生说这好办,先开辟一块土地修路架桥,路桥一修好地价就会上涨,以此滚动开发就能收回一个现代化的浦东。

  

  据说,汪老一听当时就念了两句诗:听君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。

  

  在后来的浦东开发中,也的确是通过土地的运作获得了充足的资本金。尝到了甜头的浦东开发者们,就感叹到:

  

  观念一新,土地成金。

  

  1987年,上海市政府成立“开发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”,汪老担任了小组的总顾问。这个小组是集纳了海内外的人才一起搞,还请林同炎先生在海外设立了国外顾问研究组,地点就设在美国加州。

  

  可以说,浦东从孕育期,身上就流淌着国际化的基因。

  

  1986年8月,汪老(中)在旧金山与林同炎(右)讨论关于浦东开发的建议。

  

  03

  

  1991年春节,总设计师照例来到上海。众所周知,老人家同样是浦东开发的积极分子,他对这件事很关心。

  

  时任的朱市长,用十六个字向他汇报了浦东规划的宗旨。这十六个字是:金融先行、贸易兴市、基础铺路、东西联动。

  

  总设计师很认可,并且强调说:

  

  只要守信用,按照国际惯例办事,人家首先就会把资金投到上海,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。

  

  老人家还曾表达过一个意思:广东的开发是对香港,福建厦门开发是对台湾,但“上海的开发可以面向全世界”。这说明,浦东开发的意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上海,它对整个中国的意义都是很大的。

  

  事实上,由于有这个定位,国家给了浦东比沿海开发区和经济特区更为优惠的政策,例如外资可以办银行、保险等。所以,浦东不叫“特区”而叫“新区”。

  

  对此,朱市长以他一贯的风格做了个精准的解释:

  

  不特而特,特中有特,比特区还特。

  

  跟其他特区还有点不一样的是,浦东开发前经过较长时间的论证,因此铺开前是有一张蓝图的。

  

  图为1991年,朱市长和倪天增副市长,在向小平同志汇报浦东发展的蓝图。

  

  浦东最初重点开发的有三个功能区,它们各有侧重。

  

  陆家嘴,它与外滩一江之隔,主要搞金融;金桥,搞出口加工区,可吸引外资发展外向型的制造业;外高桥,主要利用港口和政策优势搞自由贸易。后来,还规划了一个张江科学园区,主要搞科技。

  

  在这些功能区的建设中,时时处处体现着国际化的眼光。

  

  比如,陆家嘴的地位显赫,可以说是上天赐给上海的一方宝地,是一块“做上等西装的好料子”。

  

  好料子就必须精心裁剪。朱市长建议做国际规划设计招标,由英、法、意、日和中国的五个世界著名的设计事务所参与招标,最终形成了五个方案。

  

  不过,浦东没有单纯地采用其中一个方案,而是将他们的优点组成一个方案。

  

  有一天,做优化的几位同志围观着五个方案模型,其中一位同志猛然发现,这些方案中的陆家嘴的最高楼都只有四五十层。他提出,像纽约和芝加哥都各有三幢100层左右的超高层,上海作为未来的国际金融中心,也有必要搞超高层。

  

  他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他们拿了三支筷子,在模型中选择合适的位置插了上去。这就是现在陆家嘴“三件套”的雏形。

  

  而那位提出意见的同志,叫黄奇帆。

  

  04

  

  总设计师说上海人聪明、素质好。就搞浦东开发来讲,上海当年的确有一批能干又肯干的干部。

  

  比如,在之前的文章中写到过的倪天增副市长,他最早主持了浦东杨高路改建等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。

  

  只是很可惜,在这些建设如火如荼展开的时,他就猝然病逝。他去世后,人们还在他宿舍的写字台上,发现一份已完稿的论文,题目是《论浦东开发开放的必然性和它的着力点》。

  

  图为1990年浦东开发办挂牌。

  

  凡是办大事新事,方向要对,人更要对。开放是新事情,这个新事情的关键在哪里,总设计师有个论断:

  

  搞这个开放啊,关键是每一个地方的人,什么人领导,是一个明白人,还是个糊涂人。

  

  这段话用四川话说起来,特别有味道。我理解的这个明白或糊涂,其中一条恐怕就是要有国际视野。

  

  国际视野这东西很奇怪。学历高不一定有,理论读得多也不一定有,关键还是要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。

  

  在浦东开发的过程中,这样的例子很多的。就说发生在外高桥保税区的两件小事吧。

  

  首先,关于保税区英文译名的争议。

  

  其实所谓“保税区”,实行的就是自由贸易区的政策,因某些顾虑,自由贸易区还叫不出口,只好生造一个“保税区”的新词。争论到了朱市长那里,因为朱市长的英文也是很好的,他就说:

  

  保税区,世界上没有这样叫的,只有保税仓库。如果用保税区,就是bonded zone,外国人看不懂。

  

  朱市长拍了板,外高桥保税区的英文名,就大大方方地叫成了free trade zone(自由贸易区),这样老外就能明白了。

  

  另外一件事就是在1993年,外高桥的道路修成要取名字了。

  

  当时的浦东新区管委会的主任赵启正同志,希望找到一种国际化的取名法。于是,就有了一个国家加一个城市的组合命名法。

  

  例如,取日本东京的意思就有了“日京路”;英国伦敦就叫“英伦路”。而纵贯园区的富特东中西路,则是取free trade发音中F、T两个字母的谐音,同时又具备先富起来的特区之意。

  

  这些路如今还叫这些名字。

  

  图为建设初期的外高桥。

  

  名字虽然事小,但背后体现出一种开放与自信的姿态。当年的浦东开发者们,还曾提出了一句的口号:

  

  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。

  

  据说,他们还把这个口号做成标语贴在机关食堂里,时时提醒自己。

  

  后来,事情发展果真如总设计师所料,按国际惯例办事,资金很快涌进来。在浦东开发的第四年,就成功吸引外资2134 项,总投资达87.3亿美元,协议外资48.4 亿美元。

  

  而在浦东开放的第二十个年头(2010年),外高桥保税区10平方公里的范围,全年就做了1万亿人民币的贸易额,形成的税收是1000亿人民币。

  

  05

  

  我们常常讲,一个人的命运难以预料。

  

  那么,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的命运,是否可以预料呢?

  

  1993年,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·弗里德曼,曾来到刚刚起步的浦东。他当时留下了一句“恶评”。他说,浦东有可能会是一个“波将金村”。

  

  “波将金村”是一个俄国典故。讲的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的情夫波将金,为了讨女皇欢心,在她出行的必经之路边,建起一批只有豪华门脸的假村庄。在西方,“波将金村”成了弄虚作假、表面文章的代名词。

  

  显然,事情的发展证明,弗里德曼不是合格预言家,至少在浦东的事情上不是。

  

  只有真正的实干家,才能成为真正的预言家。

  

  我们最后再回到1988年。那时,经过一系列出谋划策,浦东开发在天时、地利、人和都已逐步具备。

  

  这一年10月31号,汪道涵来到还是泥土飘香、芦苇飘荡的外高桥。彼时,新区尚未设立,这里还属过去的川沙县管辖。

  

  那天,汪老远眺长江入海口,想象着未来这里港口繁忙、贸易兴旺的场景,顿时觉得豁然开朗。他对身边年轻的川沙县委书记说:

  

  浦东的明天就是上海的明天。

  

  我想,正是因为有他们这些人书写的故事,所以今天人们才可以更明确地说一句:浦东就是上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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